大国权力竞争因何引发技术革命?——万字长文透视全球科技变迁的政经逻辑

来源:中华经济网  作者:小编  2019-07-08 02:59
A+ A-

  导言:重大技术变迁在不断重塑世界历史进程。在人类历史上,重大技术变迁往往呈现周期性的波动:有时候,技术进步比较缓慢;而有时候,重大技术变迁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出现了技术革命。是什么原因驱动了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

  征引人类现代历史上的三次技术革命,特别是二战之后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的相关史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黄琪轩于本文中认为,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是推动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重要动力。具体而论,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大国竞争,而在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尤其显著,因此,技术进步也会更密集地出现。

  本文原刊于《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辑,原题:“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国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技术革命”。作者: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扑克投资家基于多年积累的大量优质干货内容,于近日推出——扑克大宗产业&金融知识库搜索引擎。

  您只需在扑克投资家公众号的前台对话框输入相应(例如,输入“能源”),即可获取更多历史干货内容。——详情见文末列表。

  同时,也可使用微信自带的 “号内搜”,输入任何您查找的内容,即可获得相关文章推送。

一架飞行中的C-5

 

一架飞行中的C-5

  二战后,美国政府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带来了新的产业集群出现。以飞机的改进为例,1964年,在美国飞机工业中,90%的研发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资助者是美国空军。五角大楼对C-5“银河”巨型运输飞机的研发资助促进了飞机引擎的改进,这项技术至今仍然是很多商用飞机引擎的技术来源。

  在2013年出品并在中国公映的美国大片《地心引力》(Gravity)中,女主角在太空遇险,中国的天宫一号、神舟飞船在最后关头闪亮登场,让女主角得以重返地球。在2015年出品、同样在中国公映的美国电影《火星救援》(The Martian)中,男主角被意外地留在了火星。正是依靠中国航天部门贡献的助推器,男主角才得以获救。两部电影中的中国科技产品成功地拯救了美国宇航员。

  事实上,这两部电影中的中国元素在现实生活中都有更真实的写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仅中国的航天技术迅速发展,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核能、高铁、造船、大型计算机等产业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重大技术变迁在不断重塑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在人类历史上,重大技术变迁往往呈现周期性的波动:有时候,技术进步比较缓慢;而有时候,重大技术变迁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出现了技术革命。那么,是什么原因驱动了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

  一、技术变迁背后的政治驱动

  重大技术变迁在不断重塑人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世界人均收入呈现周期性的上升和下降,人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直到工业革命的出现,重大的技术变迁使得世界经济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技术变迁不仅影响人类福祉,还显著影响国际政治。其中一个方面在于:技术变迁会改变进攻-防御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如果说1919到1945年间,摩托装甲和闪电战的应用使得军事进攻具有很大的威力;那么1945年以后,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大国之间的防御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既然世界重大技术变迁如此重要。那么,它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经济学家会强调人口、资源、需求等因素发挥的作用;社会学家会展示社会资本、阶层斗争、传统文化等变量带来的改变。而政治学者更多关注国家能力、制度安排、利益集团以及政治理念起到的作用。

  1. 技术变迁与国内政治

  首先,不少学者关注国家能力对塑造重大技术变迁所发挥的作用。在对东亚国家与地区的案例研究中,有学者强调发展型政府通过经济导航机构、有选择的产业政策等举措推动技术革新。此后,国家创新体系、企业家型国家等分析框架相继提出,将美国等国家作为典型案例,分析政府对技术进步、产业成长发挥的积极作用。有学者选取了中国大型民用客机、汽车、液晶面板、高铁等行业,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中国重大技术变迁的引导作用。学者们日益发现,国家能力是重大技术变迁得以展开的重要政治前提。

  其次,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制度安排与技术变迁。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20—2015)指出:人都有好奇心,也有创新的欲望,关键在于“什么在决定着历史上发明活动的速度和方向”。不仅创新的速度重要,方向也重要。诺斯等人强调保护财产权这样的制度安排对激发重大技术变迁尤其关键。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延续了类似的思路,他们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在于建立了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教授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el Drezner)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指出:技术变迁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分权的制度安排。集权国家在制定技术政策时容易犯错,且集权的制度安排难以修正错误。因此,分权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技术变迁。

  再次,又有一部分学者聚焦利益集团与技术变迁。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经济史研究者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指出:十九世纪末的英国难以实现技术革新的根源在于强大劳工集团的抵制。正是劳工集团的阻挠,使得英国走向技术衰退。在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890—1969)在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民众要注意美国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国家的危害。所谓军工复合体,是由美国的国防部门、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机构等所组成的利益集团。正是这个特殊的利益团体推动了与国防相关的技术进步。

  最后,还有一批学者关注政治理念与技术进步。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理查德萨缪斯(Richard Samuels)强调“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对日本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二战结束后,日本不懈地将外国技术内化为自身的技术;用民用技术推动军事技术的革新,实现了富国强兵。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则展示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塑造了英、美、法三国建设国家铁路网的不同模式。因此,技术进步有着显著的民族轨迹。

[ 责任编辑: 小编 ]

关注中华经济网
评论
联系邮箱

sheng6665588@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