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的理论与党的历史　
　　这里说的理论，是指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党的指导理论同党的历史，是怎样一种关系呢？理论来自历史，理论适应历史的需要，理论指导党率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理论又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　　马列主义到中国，是应历史的需要而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是应历史的需要而起的。邓小平理论也是如此。
　　毛泽东思想，即以毛泽东为主要创立者，以中国人民革命建国为主题的理论。这个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建国，包括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邓小平理论，即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说是以建国五十年的历史为基础和底蕴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前面那三十年能说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吗？当然不能。但是，对那三十年历史进行科学总结，则是在邓小平指导下进行的。这个历史总结，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
　　至于后面这二十年，那当然是在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了。邓小平理论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来，又指导这个实践前进，并在这个实践中接受检验和丰富发展。这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根据，它本身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崭新的篇章。
　　在这二十年，邓小平理论经受了三次重要历史关头的严峻考验。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又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第三次是邓小平逝世后，国际国内都有许多人在观察和猜测中国向何处去，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历史关头。
　　党的十五大，就是在这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从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百年巨变的历史中，从总结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领导两次伟大革命、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两大理论成果的历史中，从展望新世纪未来的历史中，高举起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的。所以，如同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理论，归根到底也是时势所呼唤，历史所形成，也是应运（历史需要）而起。邓小平理论，是以建国以来五十年历史为基础和底蕴的，在二十年中的三个重大历史关头经受了严峻考验的，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证明为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如果对党的历史缺乏必要的了解，也就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的历史由来、对这种理论适应或者没有适应历史需要的情况、对这种理论在实践中间接受历史检验的情况，缺少必要的了解，而离开这样的了解来学习党的指导理论，对理论的掌握就没有历史的深度。
　　去年初，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其中有一段话，对学习理论和学习党史相结合有很重要的论述。他说：“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
　　这里用了三个“以来”，三个“不熟悉”。三个“以来”，划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三大篇章：从建党到建国的党史是民主革命时期篇，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前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篇。带三个不同副词（“不很”、“很不”、“不太”）的“熟悉”，描绘了我们干部队伍政治理论素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他在这次讲话中，以及在去年11月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封信中，还说：“我们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这些话很值得我们深刻思索。　　

　　二、党史研究的党性原则
　　党的研究机构和党员史学工作者，研究党的历史，当然要有党性。何谓党性？遵守党的决议，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纪律，是党性的极重要的方面，没有这个，党就不成其为统一的有组织的有战斗力的政党。但这不是党性的唯一要求。党性是有丰富内容的。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那种以为只要遵守既定的“本本”就无往不胜，躺在决议上饱食终日，空洞乐观，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无产阶级党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他说，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思想路线，应该属于党性的要求吧。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没有科学的态度，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者叫做党性不完全。”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还说：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实事求是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这是对“党性”下的科学定义。对党性应当全面理解。
　　这就有一个追求真理和遵守决议的关系，服从真理和服从决议的关系。这两点都是党性。这两点在许多时候是统一的（决议实事求是，反映了历史真实和客观真理）；或者是可以求得统一的（决议也许在某些判断上没有完全反映客观真理，但作出决议的党从根本上是遵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论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纪律原则的，因而经过遵守这两种原则的努力，可以求得决议根据实践的结果而得到修正，求得服从决议和服从真理的统一）。但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时候，党的许多决议离开了客观真理，党的思想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又受到严重破坏，那就难以求得服从决议和服从真理的统一。这是我们理论界和党史界的一段痛苦的经历。那时党的《决议》对一些历史是非的判断不正确，然而又有《决议》的组织权威来支持这种不正确，追求真理、忠于历史就与遵从《决议》发生冲突。但是，党的这样一段不正常的历史终于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发生了伟大转折，整个党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重新确立，建国以来重大历史是非在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上重新论定。在这个前提下，从原则上讲，在党史研究中服从决议和服从真理这两者是统一的，是可以求得统一的，当然求得统一的过程有时也还会有一些复杂性。我们要按照两个服从的要求去做，努力使党性的这两个方面求得统一。
　　同时，党的纪律原则区别不同情况有不同的规定。党史教科书和研究著作，情况就有所不同。党的研究机构的职务著述和个人著述、课堂讲授和课外探讨、公开发表和讨论，情况都有所不同。不同情况、不同场合，纪律要求也有所不同。这不是说，只有前一方面（教科书，职务著作，课堂讲授）要党性、要纪律，后一方面的情况，就不要党性、不要纪律，而是说党性与纪律在不同情况下，其要求有所差异。个人著述、内部讨论，不同意见的自由探讨的自由度，与公开发表不同。党员在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上不能公开宣传和党的意见相抵触的观点，这在党的政治生活准则中是有规定的。同时，在学术研究和探讨中，要允许自由讨论，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在党的政治生活准则中也是有规定的。坚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这也是党性要求的一个方面。

来源：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