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津门几时开

董智勇

　　编者按：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颁布，明确天津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是：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以此为标志，天津滨海新区与浦东和深圳特区并列，被称为中国三大区域极点、改革开放新“三驾马车”。刊发此文，意在让读者了解近代天津自由贸易港的演变和历史地位。

　　开埠前的天津在政治、经济和市镇等方面已有相当发展：元代的天津已是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拱卫京师的军事要地、南北潜运转集京师的码头；明代设卫建城，天津成了中国北方物资交易中心、南北商贸市场、漕运贩盐交通枢纽、京师的辅助城市；清代的天津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高峰，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潜力巨大的经济实力，为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但这一切只能说明：天津只不过是一座封建城市，未走向世界。但天津近代的开放并不是自主实施的，而是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敲开大门的。1860年的北京条约，使天津成为自由商埠，天津才真正向世界敞开大门，真正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从此，贸易港天津由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逐渐成为了一个进步的工业城市。当然，这一切都是由于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对外贸易、外商投资及租界带来的文化与科技都加深了天津近代的开放程度，也促进了天津的经济发展，天津同外界的联系也由内向型的经贸关系发展为外向型的经贸关系。

　　从天津近代的对外贸易看其开放程度

　　鸦片战争前，天津的通商贸易主要是国内贸易，即与东南沿海和辽东地区之间进行的互通有无的产品交换，但规模已相当可观。明王朝迁都北京，“百司庶府，卫十编氓，一仰漕东南”，天津逐渐成为南北货物交汇场所。清初实行“海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天津同南北商贸的繁荣发展。当时中国唯一能从国外发生贸易往来的只有广州。“海禁”推行限制了从南方到达天津的洋货数量，不过大量南货仍旧通过南北大运河运达天津。l858-1860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天津开埠。因此，对外贸易对天津经济地位的影响最大。

　　1. 天津近代的对外贸易值和贸易结构

　　在近代历史上，天津的对外贸易值从1867年的14720千关两，到1928年达到348251千关两，接近占到全国贸易值的20%，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几乎平均占全国的15%，最低的一年占到7%；这样的情况只有1932年一年，然后这一比例又迅速回升，到1938年为止，天津约占12%，进口平均占8.5%，出口平均占16%，天津的对外贸易额一直在全国占第二位。同时从表1可以看出，天津近代的对外贸易值逐年增加，说明天津对外贸易活动在逐年扩大，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也在加强。

　　天津近代进口商品大部分是消费品和非生产性商品。鸦片进口在开埠初期占据首位，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每年平均进口鸦片5-7万担左右，价值3000-4000万海关两。第二是棉织品，其进口仅次于鸦片，始终占了进口总值的1/5-1/6，主要是欧洲产业革命后大工业机器生产出来的廉价纺织品输入了中国，这反映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第三是棉纱，20世纪初天津进口的棉纱一直在20万-30万担之间波动。还有煤油，19世纪90年代起，主要从美国和俄国进口煤油，而在整个20年代，年均进口达3100万加仑。另外食品类商品如粮食、糖等进口的量也非常大。而机器设备、工业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的商品进口在进口总值中始终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口了一些采矿器材，1901年天津海关关册上才出现了机器进口的统计，但在近代期间年均只占天津进口总值的1%。出口方面，天津成为了华北农、副、土、特产品出口的基地，占据了出口货值的80%-90%。另一方面，出口商品种类逐步增加，虽然机制产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进入出口商品行列的，而且始终处于次要的地位，但标志着传统农副产品到新增农副产品再到工业制成品的发展变化。从进出口方面的商品结构看，反映了近代天津的开放是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而这种开放虽然有利于冲击和破坏中国封建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但大量廉价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却打击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始终不能摆脱上述这种进口商品的格局。

　　2. 天津近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近代天津的开放，使得天津与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经贸联系，从1873年的英国、新加坡、欧洲大陆、日本、菲律宾、美国、香港、英属美洲地区和朝鲜等国家或地区，到20世纪40年代，包括6个大洲的近百个国家和地区都与其进行了贸易来往，而且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值在二战前逐年增加（如表2）；还有如1936年天津出口的冰蛋占了欧洲市场销量的92%，1946年销往美国的猪鬃就达总销量的60%。这些都能说明天津的开放范围的逐步扩大和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和知名度的逐步提高，表明天津真正走向了世界。

　　3. 近代天津港船只进入情况

　　从天津开埠以来，进入天津港的船只逐年增加，从1861年的111只到1911年的1093只，增加了将近10倍；从货运吨数可以发现，天津港的吞吐量也飞速增加，从1861年的27161吨到1911年的1359857吨，增加了50多倍。例如，1866年，英国船进出天津港达67只，货运吨数为28082吨，到了1936年，达到了876只和1714231吨，可见当时天津对外经济活动的频繁，其开放程度也可见一斑。

　　从天津近代的外商投资看其开放程度

　　太平洋战争前天津外商总数为725家，其中贸易商占1/3以上，即260家，加工制造业68家，保险业58家，银行业17家等。从国籍上看，主要是英籍193家，美籍151家，德籍93家，法籍57家，此外比较多数的是白系俄籍（非苏联籍）的112家；银行业方面以美、英、法为主，保险业英国在美国之上占首位，贸易业的次序是美、英、德、法，制造加工工业方面英国约占半数。天津的对外贸易决定了天津工商业的繁荣，外国资本势力（贸易商、银行、轮船公司、保险公司）由贸易方面进出，买办资本则随着出口商品、加工工业寄生的发展。与贸易有关的工商业及金融业差不多都操作在外国资本之下。当然，这可以认为天津近代的工商业也是半殖民地的性质，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天津近代的开发程度是很高的。

　　在民国23年（1936年），各国在天津的投资总额为119523千美元，其中英国占总额的44.5%，占第一位；日本是英国的一半，为20.3%，占第二位（见表4）。但各国对天津投资总额在全国的比重不高，只有7.5%，因为当时各国投资的近一半都集中在上海，这说明天津近代在某些方面的开放程度不如上海。

　　从天津近代的租界看其开放程度

　　自1860年英国在天津设立租界，法、美、德、日、俄、比、意、奥等国先后设立租界，天津租界数量之多，位居全国之首，租借总面积达23300余亩，相当于天津老城面积的8倍。虽然近代各国在中国设立租界，表现出中国主权的丧失，或被认为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耻辱。但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侨民入居租界，给当时落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报等新器物的应用和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管理的制度和方法，这些包含着先进技术和理念的西方文明的传入，既影响了租界所在城市的近代化发展，也引起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如从租界建筑看，天津的租界花园由不同国家的殖民者分别出资营建，包括维多利亚花园、久布利花园、皇后花园等，都具有明显的异国特征，浓缩了不同的西方园林形式，并结合了一些中国传统园林的要素。还有外国人所办报刊是在设立天津租界的背景下出现的，并随着租界的繁荣而发展起来，其报刊种类之多、发行量之大、覆盖面之广，在天津历史上是空前的，是构成天津近代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886年11月6日，在天津英租界出现了第一家中文报纸《时报》，随后出现了第一家英文报《中国时刊》，还有《京津泰晤士报》《华北每日邮报》等英国人办的报纸；德国人办的有《直报》《德军报》等报刊；同时日本、法国、俄国和美国等都在天津开办了数家报刊。这些大众传媒作为外国在天津的文化机构，既是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产物，又是中外文化交流融汇的实体，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政治利益和不同的思想文化特质，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天津新闻报刊业的发展与繁荣。这些都反映出天津除了在经济和贸易领域与世界联系外，还反映出天津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对外接触和逐步开放的过程，即天津与世界的融合向深层次发展，天津的开放更深入了一层。

　　综上所述，近代天津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虽然是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的，但其开放却带来了天津近代贸易、投资和文化的发展，使得天津走向了世界。同时，也正是天津近代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外商投资的逐年增加及租界的建立，不仅使天津走向了世界，也使得世界走向了天津。也正是近代天津的开放，才进一步打破了清朝长期“闭关锁国”的局面，也使天津成了中国北方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和华北经济中心。同时，展望现在的天津，对天津近代开放程度的历史回顾，会更好地理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进一步开放的重要性和建设天津“滨海新区”的必要性。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编辑：张宝贤）

来源：国家统计局